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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约公元129～210)，字元卓，东汉泰山郡蒙阴县（今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人，东汉鲁王刘兴后裔，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珠算发明者和月球运动不均匀性理论发现者，被后世尊为“算圣”。

刘洪自幼聪慧好学，博览六艺群书，学识渊博，尤精于天文、历法；在年轻时即踏入仕途应太史令征召赴京城洛阳，被授予郎中，后迁常山国长史。

刘洪撰成的《乾象历》一书，是人类传世的第一部引进月球运动不均匀性理论的历法。把日月食回归年的长度定为365.2462日，并首次给出白道和黄道约成古度6°1′的交角。

测出的近点月的长度为27.55476日，和现在的测值27.55455日相差甚微。

公元190年成功地发明了“正负数珠算”，因此被后人尊为“珠算”的早期奠基人、珠算之父。

扩展资料：

刘洪是汉光武帝刘秀的侄子鲁王刘兴的后代，自幼得到了良好的教育。青年时期曾任校尉之职，对天文历法有特殊的兴趣。

约公元160年，由于他对天文历法的素养渐为世人所知，遂被调到执掌天时、星历的机构任职，为太史部郎中。在此后的10余年中，他积极从事天文观测与研究工作，这对刘洪后来在天文历法方面的造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就在这期间，他与蔡邕等人一起测定了二十四节气时太阳所在恒星间的位置、太阳距天球赤极的度距、午中太阳的影长、昼夜时间的长度以及昏旦时南中天所值的二十八宿度值等5种不同的天文数据。

这些观测成果被列成表格收入东汉四分历中，依据这一表格可以用一次差内插法分别计算任一时日的上述5种天文量。

从此，这些天文数据表格及其计算成为中国古代历法的传统内容之一。刘洪参与了开创这一新领域的重要工作，这也是他步入天文历法界的最初贡献。

文献记载

一、原始文献

1、(晋)司马彪：后汉书·律历志中，中华书局，1965。

2、(唐)房玄龄等：晋书·律历志中，中华书局，1974。

二、研究文献

1、钱宝琮：从春秋到明末的历法沿革，见《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83。

2、陈美东：论我国古代年、月长度的测定，见《科技史文集》第12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

3、陈美东：刘洪的生平、天文学成就和思想，自然科学史研究，5(1986)，2，第129—142页。

4、陈美东、张培瑜：月离表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6(1987)，2，第135—146页。

5、陈美东：中国古代月亮极黄纬计算法，自然科学史研究，7(1988)，1，第16—23页。（科学出版社《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

参考资料：

韩琦的专著

1.《中国古代铜鼓科学研究》，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10月

2.《北流型铜鼓探秘》，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月

3.《探索原子世界的奥秘》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

4.《技术进步企业发展的永恒动力》，南宁：广西科技出版社，2005年5月

5.《后发展高校“参与式实验室评估”理论与实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8.《铜鼓》，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3月

6.《人类学视野下的传统工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

7.《中国科技史研究方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 1..《弘扬民族科技——促进西部开发——第五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8月

2.《历史深处的民族之光》，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

3.《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9年10月 (1)天文学史上科学与宗教的斗争 《物理教师》（广西）1981年第1期

(2)中国古代共鸣史话 《物理教师》(广西)1981年第1期

(3)充分发挥物理学史对物理教学的作用──重温钱三强给《物理教学》的一封信 《物理教学》 （江苏）1985年第4期

(4)波尔、原子科学、哥本哈根精神 《广西物理》1985年第4期

(5)物理学史与物理教学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

(6)试谈物理学前沿与基础物理教学 《物理通报》1985年第8期

(7)关于推导输运系数的讨论《广西物理》1987年第3期

(8)阿佛伽德罗的分子假说和阿佛伽德罗常数 《物理》1988年第7期

(9)广西北流型古代铜鼓的铅同位素考证（第二作者） 《科学通报》1988年第5期

(10)俚人铸造铜鼓考 《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第二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本文 的英文稿在英国剑桥第6届中国科技史国际会议上宣读）

(11)广西冷水冲型铜鼓的矿料来源研究 《文物》1989年第1期（合作）

(12)广西崇左归龙斜塔考察《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2期

(13)古代铜鼓调音问题初探（第二作者）《自然科学史研究》 1989年第4期

(14)译文：关于边远地区的物理研究──澳大利亚的早期物理学史，《物理学史》1989年第 2期

(15)古代铜鼓矿料来源的铅同素考证《物理》1990年第3期

(16)麻江型铜鼓的铅同位素考证《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

(17)云南早期铜鼓矿料来源研究──兼论铜鼓起源问题 《考古》1991年第1期（合作）

(18)论灵山型铜鼓《考古》1991年第3期（合作）

(19)如何编好民族地区科技史志之管见《云南科技志通讯》1992年第1期

(20)婴啼频谱分析与初步研究（第三作者）《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年第2期

(21)现代物理技术在铜鼓研究中的应用《广西物理》1995年第3期

(22)中国与西方金丹术比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96年第1期（合作）

(23)试论田东出土的万家坝型铜鼓《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24)论冷水冲型铜鼓的三个地方类型（第二作者）《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25)文理交叉的科研道路无限宽广──我的科研之路 《广西物理》1997年第4期

(26)在生态农业的良性循环中脱贫致富──恭城瑶族自治县科技兴农纪实（在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第四届国际会议上宣读）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年第4期

(27)夜郎国铜釜的铅同位素考证《在第四次国际金属史会议（日本岛根上发表）》1998年5月

(28)高等院校科研工作与科技创新《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年第3期

(29)驳“超常哲学”和“超常科学”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 1999年第3期

(30)科协应大有作为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年第2期

(31)龙胆村访古散记，《民族艺术》，2001年第3期

(32)古代南方少数民族铜鼓铸造技术的发展传播及文化多样性 第九届中国科技史国际会议（香港）2001年10月

(33)唐代以前广西冶铜铸铜成就概览 第五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会议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年第2期

(34)从少数民族科技史到科技人类学，《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三期

(35)铜鼎与铜鼓的社会文化多样性的比较研究——兼议技术发展中的文化多样性，第六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会议，2002年8月

(36)从少数民族科技史到科技人类学，《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37)铜鼎与铜鼓的社会文化多样性的比较研究——兼议技术发展中的文化多样性，第六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会议，2002年8月

(38)铜鼓与铜鼓社会文化功能比较，《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

(39)越南东山铜鼓再认识与铜鼓分类新说，《广西民族学院》（哲社版），2003年第6 期

(40)第六届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论文集序三，历史深处的民族之光，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41)铜鼓科学研究方法，历史深处的民族之光，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42)科学史家席泽宗院士，《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第1期

(43)院士慧眼观天文——科技史学家访谈录之一，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第1期

(44)科学史家柯俊院士，《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第2期

(45)“钢铁大师”的冶金情缘——科技史学家访谈录之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第2期

(46)科技应用：科技人类学本土化的新走向，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第2期，

(47)科学史家李迪院士，《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第3期

(48)走进少数民族科技史——科技史学家访谈录之三，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第3期，

(49)建立参与式实验室评估互动机制的基本原则，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第3期，

(50)在互动中评估 在评估中建设——高等学校“参与式”实验室评估研究与实践，南宁：《学术论坛》

(51)独立设实验课带动实验教学改革（第二作者），上海：《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04年第7期，

(52)广西高校实验室评估工作特点和基本经验，南宁：《高教论坛》，2004年第2期

（53）著名数学家家吴文俊院士，《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第4期，

（54）著名科技史学家朱清时院士，《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年第1期

（55）中华传统科技文化必将复兴，《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年第1期

（56）中国科技史建制化与走向世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年第2期

（57）疑似之迹 不可不察 ，《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年第3期

（58）科技史学家刘广定教授，《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年第3期

（59）铜鼓起源、发展、传播与文化多样性，《科学与艺术》，2005年第二期

（60）技术工具理性与道德价值理性的时空追问，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年第1期（第2作者）

（61）用技术预见整合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改革与战略，2005年第8期（第2作者）

（62）越南铜鼓及相关器物金相分析，桂林工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3作者）

（63）听从内心的呼唤，广西民族学学报（自然版），2005年第4期，（第2作者）

（64）“席泽宗星”永远照耀着我们，广西民族学学报（自然版），2009年第2期

（65）与科技史家对话，向学者睿智问津，《中国科技史杂志》，2011年第32卷，第一期（总130期） （1）(万辅彬/问,席泽宗/答)院士慧眼观天文，广西民族学学报（自然版），2004年第1期

（2）(万辅彬/问,柯俊/答)“钢铁大师”的冶金史情缘，广西民族学学报（自然版），2004年第2期

（3）(万辅彬/问，李迪/答)走进少数民族科技史，广西民族学学报（自然版），2004年第3期

（4）(万辅彬/问，朱清时/答)中国科学文化必将复兴，广西民族学学报（自然版），2004年第3期

（5）(万辅彬问，刘钝答)走向世界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事业，广西民族学学报（自然版），2005年第2期

（6）(万辅彬/问，刘广定/答)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广西民族学学报（自然版），2005年第3期

（7）(万辅彬/问，江晓原/答)听从内心的呼唤，广西民族学学报（自然版），2005年第4期

（8）(万辅彬问，张秉伦答)科技史研究应文献与实证并重，广西民族学学报（自然版），2006年第1期

（9）(万辅彬问，何丙郁答)乐为中西文化架桥铺路，广西民族学学报（自然版），2006年第2期

（10）(万辅彬/问，陈美东/答)观时顺变 应势有为，广西民族学学报（自然版），2006年第4期

（11）(万辅彬/问，华觉明/答)“铜心”未泯，广西民族学学报（自然版），2007年第1期

（12）(万辅彬问,李志超答)传承国学薪火,阐发天人古义，广西民族学学报（自然版），2007年第2期

（13）(万辅彬/问，黄一农/答) 从天文到人文，广西民族学学报（自然版），2007年第4期

（14）(万辅彬/问，陈久金/答)探索·创新·解码，广西民族学学报（自然版），2008年第1期

（15）（万辅彬/问;吴国盛/答）走向西方科学史 走向科学通史，广西民族学学报（自然版），2009年第2期

（16）（万辅彬/问;王渝生/答）从科学史家到科普名家——中国科技馆研究员王渝生访谈录，广西民族学学报（自然版），2009年第3期

（17）（万辅彬/问;干福熹/答）让中国古玻璃研究走向世界——干福熹院士访谈录，广西民族学学报（自然版），2009年第4期

（18）（万辅彬/问;李家冶/答）世界陶瓷科学院院士的心路历程，广西民族学学报（自然版），2010年第1期

（19）（万辅彬/问;赵匡华/答）文献钩沉炼金术 实验求证化学源，广西民族学学报（自然版），2010年第2期

（20）（万辅彬/问;席龙飞/答）席龙飞教授的古船情结，广西民族学学报（自然版），2010年第4期

（21）（万辅彬/问;廖育群/答）终尝之约——口述史会议中的“访谈”与“口述”，广西民族学学报（自然版），2011年第1期

（22）（万辅彬/问;陆敬严/答）研究中国机械—广索博求 复原古代兵器—锲而不舍——科技史家陆敬严研，广西民族学学报（自然版），2011年第2期

（23）（万辅彬/问;陆敬严/答）研究中国机械—广索博求 复原古代兵器—锲而不舍——科技史家陆敬严研，广西民族学学报（自然版），2011年第2期

今年是闰七月，请问大家闰月的来历?

《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1582-1793)》，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张秀民、韩琦：《中国活字印刷史》，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 北京：中华书局，2006。 《中国印刷史》（张秀民著、韩琦增订），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获首届全国“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2007.7)；2006年度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会，2007年8月）；第十六届浙江树人出版奖特等奖(2007.9)；“第十届华东地区优秀古籍图书奖”荣誉奖（2007.11）；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2008年2月）。 《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与吴旻合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韩琦、米盖拉编：《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rinting (by Zhang Xiumin, rev. by Han Qi). Homa & Sekey Books,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9. 《科史薪传——庆祝杜石然先生从事科学史研究40周年学术论文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第一篇：数学史部分)，董光璧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87-127页。 《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 陈美东主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660-670，695-698，708-718，720-721，723-731.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转轨与近代天文学》，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174-193, 266-267.

清代吴江诗歌及其研究（痴堂随笔）

又逢闰年。按照中国传统历法，到了闰年，就在闰月加上一日；有时候要加上一个月，这样一来，一年就有十三个月，其中一个月的名称是重复的，用闰字来区别，例如，二月和闰二月、八月和闰八月，等等。不管是加一日、还是加一月，都是用加法，即通过“加差法”来做时差调整。然而，您是否想过，“闰”的本意是做减法、是减差法而不是加差法？是否想过，大约两千年来，中国传统历法上有个调整时差的“千年之误”：明明用加差法，却叫作减差法的“闰”？

单从字眼角度看，这个名不副实的“闰”字用法是个“错误”；然而，从历史角度看，这个“千年之误”的流传是个很幸运的事：它能帮助我们看到古代科技和文化的真相，从而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文化和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来做好文化发展事业。本文试图说明“闰”字的本意，顺藤摸瓜地考察一些古代文化的真相和来龙去脉。

考察中国古代历法的关键：闰月

在考察中国远古时代的历法纪年和历史文化的时候，不少是用一年365天和闰月加差法。这个方法有误。中国远古历法用的是一岁366天和用减差法来调整时差：

《尚书·尧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史记·历书》：“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

《汉书音义》：“以岁之余为闰，故曰闰余。”

“余”是多出来的意思；“闰余”是减去多余的意思；“正闰余”则是用减差法调整时差。这些记录说明，在尧典记载的时代，

*中国远古历法以 366天为一岁，用闰月确定四时和确定岁的终始。

*已经有日、月、旬和时的时间单位，具备了阴阳历的技术。

*观察到了五大行星和日月的运动规律，用闰月减差法来调整时差。

*历法实施成为重要大事，主要内容之一是“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和“正闰余”，即确定闰月位置和如何减去多余出来的天数（不是加上缺少的天数），由此来确定年岁的终结和开始。

为了简便，本文按照尧典记载、姑且把这种历法称为“尧典历法”。尧典历法也有其他文字记载证明。例如，李圃的《甲骨文选读》考证说，拓片《前四．一七．三》和《前七．五二》记录有“十三月”。如此，一岁366天的历法计算是：

30天 × 12个月 ＝ 360天；

加上“以闰月定四时”的“闰月”6天，360天 ＋ 6天 ＝ 366天。

也就是《尚书》说的“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到了闰月，根据时差积累做“正闰余”，减去多出来的一天。如果用一年365天和加差法，那么，历史记载应该是“期三百有六旬有五日”和“正加差”，而不是“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和“正闰余”。不管是用日象（阳历）方法还是用月象（阴历）方法，都是366天，不同的是周期起始，即如何“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这是考察中国古代历法变迁的关键，也是打开远古历史文化大门的钥匙。

确定闰月，跟“日永”、“日短”和“日中”的选择有关。如果选择“日永”（夏至）作“正闰余”，那么，“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一年开始就是夏天。例如，商朝有建未之月（郑慧生《殷正建未说》，《史学月刊》1984．1），一年之始在夏历六月。这种方法，至今仍为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历法所使用。“殷正建未”的建正排列是（数字为月份）：

…地支…夏历…殷历…周历

…子……11……06……01

…丑……12……07……02

…寅……01……08……03

…卯……02……09……04

…辰……03……10……05

…巳……04……11……06

…午……05……12……07

（闰）…………13……………“殷正建未”的闰月位置

…未……06……01……08……“殷正建未”的正月位置

…申……07……02……09

…酉……08……03……10

…戌……09……04……11

…亥……10……05……12

如果选择“日短”（冬至）作“正闰余”，那么，“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一年开始就是冬天。例如，商朝建丑，闰月在子丑之间，一年之始相当于夏历12月或周历二月，跟“建未”正好相差半年。商代建丑的建正排列是：

…地支…夏历…商历…周历

…子……11……12……01

（闰）…………13……………建丑的闰月位置

…丑……12……01……02……建丑的正月位置

…寅……01……02……03

…卯……02……03……04

…辰……03……04……05

…巳……04……05……06

…午……05……06……07

…未……06……07……08

…申……07……08……09

…酉……08……09……10

…戌……09……10……11

…亥……10……11……12

建正不同，是闰月位置选择不同的结果，“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决定建正和整个纪年记录，决定全体人民如何按照时节变化做事，自然就是大事，有“敬授民时”的隆重仪式。而一年365天和在二月加差的历法，跟“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无关；“闰月”位置固定，年终年始固定；有过节活动、却没有“敬授民时”的隆重仪式。这样的历法不是中国远古历法，或者说，用这样的历法考察中国远古历史文化，就往往可能陷入困境和发生误解歧义。

从《诗经·七月》看周代多轨制历法

汉代史籍有“正闰余”的清楚记载，说明夏商周和秦代的历法很可能还在使用尧典历法。这种历法，在汉朝《太初历》和《三统历》以后就不见了。对考察秦汉以前的中国历史文化来说，使用尧典历法和多轨制历法互为补充的方法更符合实际情况，也更符合历史文字的记载。对此，《诗经·七月》里“某之日”记载的周代历法提供了很好的说明：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筚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二之日其同。……十月纳禾稼。……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万寿无疆。”

古代注解把“一之日”解释成“十月之余，十一月”，别的说明就没有了。郭沫若先生把“某之日”解释为“一来呢，二来呢”的文字排比。许多年来，一些学者不同意郭老的论点，也不同意古代注解。他们问道：如果“一之日”是十一月、“二之日”是十二月，那么，“三之日”就应该是十三月、“四之日”就应该是十四月了，而历法没有十三月和十四月。于是，这些学者便将这些“某之日”解释成阳历十个月以后的年终“余日”，即每年365天，每月36天、十个月360天，加上“某之日”的年终余日，正好一年。一些报刊杂志把这个论证称为古代历史研究的重大突破。

这些解释都太勉强，更说不上是重大突破。如果把“某之日”解释成年终“余日”的话，那么，所有的“某之日”活动就应该跟年终有关。然而，《七月》中每一个“之日”都有跟时令有关的事情要做，或者是农活，或者是服役，不是年终过节的“余日”。比如，“三之日于耜”和“四之日举趾”是是春天农忙的事情，不是年终过节。象“春日载阳”和蚤事等描述，就更不是年终过节的情景了。

文学和民俗学专家孙作云在他的著作《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版）中说：“对《七月》篇能阐述得当，则可以为西周社会研究建立一块基石。”该书对“某之日”的说明是：诗歌直接使用的月份是农历，即“建寅”的旧历或夏历，而“某之日”是使用“建子”的阳历，即王室和贵族使用的官历或周历。如此一来，“某之日”的意义就很清楚了：

…地支…周历…农历…诗歌所提到的百事（“*”为“某之日”的活动）

…子……01……11……打狐狸，为公子裘。*

…丑……02……12……打猎、习武，凿冰。*

…寅……03……01……修犁杖，藏冰。*

…卯……04……02……春耕，到公田送饭，采桑。*

…辰……05……03……农业劳动，修理桑枝，养蚕。

…巳……06……04……农业劳动。

…午……07……05……农业劳动。

…未……08……06……农业劳动。

…申……09……07……农业劳动。

…酉……10……08……收割作薄、纺织染色、为公子裳。

…戌……11……09……筑场圃。

…亥……12……10……割稻、交公粮、酿酒、修建等杂役。

从上表看出，“一之日”就是周历一岁起始的一月，相当于农历十一月，古代文献解释为“十月之余，十一月”。“三之日”和“四之日”是周历的三月和四月，相当于农历一年之始的一月和二月，不是十三月和十四月。从文字方面说，“一之日”可以用现代汉语“（周历）一月的日子”、“二之日”可以用“（周历）二月的日子”来理解，等等。每年开始的时候，诗歌用周历月份（某之日）来吟唱，其它时候用农历月份来吟唱，自然就没有“五之日”和“六之日”了。

与周历三月相对，是农历的一月和新的一年的开始，与干支的“寅”对应。这就是“建寅”。有些学者说“建寅”历法不可信，也许是忘记了考察《诗经·七月》这首诗歌。

除了“建寅”，还有殷“建丑”、周“建子”和秦“建亥”，等等。这些是“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继承，不同的建正是闰月选择不同的结果。

使用“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历法，闰月的选择跟朝代中心的地理位置、阴阳五行和干支的推导有关，其中包括国色、国数和国德因素。周历是全国使用的“公历”，各诸侯和各地民族部落还有自己的地方历法。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多轨制历法的一个重要因素。秦国的历法记载足够详细，也许能提供更直接的线索来说明问题。史书记载，秦始皇登基的时候颁布了“建亥”的历法：

周得火德，秦代周从所不胜。

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皆自十月朔。

衣服旌旗等，皆上黑。

数以六纪。

这些历法因素之间的运作联系可以为：

水德由七政和五行定位的水星冲火星而来，国德为水。

水的方位是北方，北方属黑，故秦尚黑，国色为黑。

水为阴，北为阴，故在河洛中弃“一”取“六”，数以六纪，国数为六。

子亥水，六为阴，故在地支中弃“子”取“亥”，建正为亥。

在周的“公历”中，“亥”对阴历10月，故皆自十月朔。

这是用“日短”确定闰月的历法，符合尧典历法和《史记》中“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的方法。如果不知道“建亥”跟国德、国色和国数的关系，那么，用“建子”、“建寅”或其他诸侯的历法考察秦国的纪年历谱，就可能发生不合，甚至可能发生对秦朝建制的误解。

《光明日报》（1999年5月21日）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金文历谱研讨会的报导说：“岁首建正不同，直接影响到具体某月干支的推算。过去，学界大多相信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之说。但是以周正建子去推算西周铜器干支，往往有所不合。本次会上，负责‘西周历法与春秋历法’的陈美东先生，作了题为《鲁国历谱与春秋历法》的报告。他从分析《左传》与《春秋》对同一事件的历日记载的不同入手，归纳出了春秋时期历法建正的具体状况，由此而上推西周建正问题。其结论为：春秋诸国历法中以建子者居多，建丑者次之，是否有建寅还有待进一步考查。如此说来，夏代历法建寅、商代历法建丑、周代历法建子的三正之说，是断不可信的。经过讨论，周正建子与建丑游移说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这样的结论和认可，是对周秦历史的误解，为社会大众提供的是误解的历史图景，关键就在于忽略了“闰月”功能、没有看到周代实行历法多轨制的史实。

周代的多轨制历法由来已久，因而，只用一个历法（如周正建子或鲁国历法）推算，自然有所不合。《汉书》说：“历数之起尚矣。传述颛顼名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后三苗乱德，二官咸废，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失方。”所谓“三苗”，是夏商周之前统治中原的民族（当今积聚西南的少数民族，亦有“九黎”）。“三苗”各有自己的历法，多轨制的重要标志是“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失方”，其中“闰余乖次”（闰月乱套）是关键。夏商周三代先后把“三苗”逐步排出中原，“三苗”由统治民族变成了“南蛮”，却给夏商周三代带来了“闰余乖次”的多轨制历法的现象。

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微，诸侯各行其是，其中包括历法。秦简（《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受衣者，夏衣以四月尽六月禀之，冬衣以九月尽十一月禀之。”这跟《诗经·七月》中的“九月授衣”的历法记录吻合，说明秦国使用的是周历方法。楚国诗人屈原的《离骚》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摄提是“摄提格”的简称，是“寅年”的别名。孟取：夏历建寅，正月。这跟周历方法一样。秦楚历法也叫“颛顼历”（史称黄帝时代颛顼创建新历），汉代继承，直到实行《太初历》的时候才终止。

其他诸侯的历法却不一定如此。就鲁国来说，孔子呼吁“行夏之时”（用周历的建寅方法），至少说明当时有不同的历法、鲁国和诸侯不一定按照周历行事，否则，孔子的主张就是多此一举、无的放矢了。用鲁国历谱上推西周建正问题，并且用这个推导的结论去考察诸侯历法和他们的铜器干支，当然有所不合。用同样的推导方法考察以前的历法年代，也会发生不合。用这种不合的现象作根据来说明“夏代历法建寅、商代历法建丑、周代历法建子的三正之说，是断不可信的”，也许是忽略了周朝历法的多轨制，至少忽略了秦楚两个大国的历法。至于“周正建子与建丑游移说”，也许是没有顾及到当时的历法不是建正“游移”，而是颇有根据的闰月和“正闰余”。

《诗经·七月》的“某之日”记录了周朝多轨制历法。因此，在做周代和周代以前的历法推导考察的时候，首先要确定使用的是哪个历法和如何“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否则，难免发生不合、甚至会得出夏建寅、商建丑和周建子是“断不可信的”的错误结论，对当时的文化和事件来龙去脉也就可能发生误解。

继承“千年之误”

秦朝的历法，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历法，从汉朝初期开始，中国的历法出现了大转折，尧典历法成了历史。东周时期，地球公转接近一年365.25天，跟一年366天相差半天之多，用“正闰余”方法的误差，已经非常明显，而且，多年的知识积累、科学技术发展和各诸侯的历法变化也允许做全国性的历法革新了。然而，那个时期，中国处于诸侯争雄的分裂状态，没有条件做全国性的大幅度历法革新。西汉初期，天下统一已定，历法革新的条件完全具备了，汉武帝责成司马迁等人编写了《太初历》，后来，刘歆又搞出了《三统历》。

《太初历》和《三统历》的基本内容是：规定孟春正月为每年开始的第一个月，一年365.25天，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没有中气的月份用做闰月（中气指的是二十四个节气中数双的十二个节气）。如此，就有十二个数单（奇数）的节气用来确定闰月的位置。这是后来“闰二”、“闰四”、“闰五”和“闰八”等十二个闰月的来历，也是闰月位置选择的遗风。

这次历法革新的重要特点是：年岁合一，一年的整数天数是365天，不再是尧典历法的366天；年岁之始固定下来，农历建寅，阳历建子，统一了全国历法建正；闰月只用来作时差调整，“定四时成岁”的功能消逝了；闰月的时候，加差法代替了“正闰余”的减差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阴阳五行的功能变化。在尧典历法中，阴阳五行是纲，也就是《史记》说的“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做法是：首先要考察五大行星和日月的运转位置。用《尚书》话来说，叫“七政”。这是决定“干”。根据北斗所指的方向，确定五行在地上的位置。这是决定“支”。根据干支的阴阳（双为阴，单为阳；日短为阴，日永为阳）和五行的对应，确定年岁终始和闰月位置。用司马迁的话说，是“起消息”（开始一个新的终始）和“正闰余”（确定闰月减差的位置）。可见，如果阴阳五行弄错了，整部历法就可能全错了。

《太初历》和《三统历》以后，年岁周期起始相当固定，用数学计算就能确定闰月，用不着“考定星历，建立五行”。张衡发明了浑天仪，七政和阴阳两历的关系一目了然。从此，阴阳五行基本上退出了历法舞台。然而，阴阳五行的基本方法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借助医学和占卜等流传至今，例如相生相克的“五运”。用“五运”考察汉代以前的历法，有吻合，也有不吻合。例如，周朝得火德，按照五运的方法，周历的建正是“建巳”，而不是“建子”；用七政火德对应，周历落在“建子”。再比如，不管用五运或七政的方法，秦历都落在“建亥”。这种吻合与不吻合，也许提示了阴阳五行从历法功能变成了各门学说的来龙去脉。

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出现了不同的阴阳五行学派。这说明，诸侯历法已有变革，阴阳五行等历法因素脱离历法功能的过程早在《太初历》之前就开始了。不同的学派反映了不同的变化。例如，《吕氏春秋》说：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

“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

“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

“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

“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

“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

秦相吕不韦用五行运转向秦始皇陈述天下大变的规律，说明了秦国以水为国德来取代周朝的必然。到了汉代，董仲舒用阴阳五行来说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道理，阴阳五行成了代表“天意”的经学。

汉史记载：汉武帝正历的时候改变了汉朝初建的国色、国数和国德，宣布汉朝色尚黄、数用五、国德为土。不过，这些东西的主要作用已经不是历法推算，而是从历史那里获取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了。董仲舒的“三统论”说：

三统朝代：夏代 · 商代 · 周代

三统国色：黑色 · 白色 · 红色

三统建正：建寅 · 建丑 · 建子

董仲舒用历法因素来说明“天之道周而复始”，到了汉代，就要按照汉代的“统”来行事。这跟秦相吕不韦的用法一脉相承，国德、国色和国数被用来说明合法与权威，脱离了历法。

唐朝以后，除了表示国号和政权的象征以外，国德、国色和国数几乎没有更多的意义了。现在，中国还在使用传统的阴历和阳历，然而，国德、国色和国数已经荡然无存，连表示国号和政权的意义都没有了。

在尧典历法时期，“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决定人们如何生存和国家如何运作，因而，掌管历法的人的地位非常重要，几乎是代表“天意”来作帝王的左右手，不但参与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战略策划，而且有权代表“天意”来否定帝王的重大决定。商周卜占之职能影响君王重大决定，是远古历法的遗风。汉代历法革新以后，“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功能停止了，掌管历法的人的作用仅仅限于历法。从此，历法中的神秘色彩消逝、历法成了更为独立的科学技术，其遗风之职的地位也随之逐步下降。

汉代历法改革和统一了中国的历法，是中国历法科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司马迁等汉代科学家把“正闰余”改成加差法的时候，没有改变“闰月”的“闰”字，时差调整名不副实地一直流传下来。从1912年选用公历到现在，也没有为加差法正名。“一字之差，千年之误”。今天，中国历法明明用加差法调整时差，却把它叫“闰”、称“加”为“减”，以至于一年365天和加差法成了不少人考察中国远古历法的根据了。不过，如果司马迁等人当年没有保留“闰”字，那么，今天要发现尧典历法中“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实际，可能就要困难得多。为了后人能了解历史记录的真相，我们也许应该长久地继承这个“千年之误”，每次调整时差的时候就专门犯一次“错误”，把加差法叫作减差法的“闰”。

本文引用的主要

参考资料：

《尚书》，《周易》，《春秋左传集解》，《诗义会通》，《史记》、《汉书》；《关于甲骨文的基础知识》（李学勤）。

? 明清时期的吴江，文风昌盛，在诗坛、文坛上，出了很多有影响的大家、名家，如吴兆骞、叶夑、潘耒、朱鹤龄、徐釚、戴笠、潘柽章、郭麐、王锡阐等。有男性诗人、作家，也有女性诗人、作家。有文学世家，也出现了很多文学团体。

? 据统计，清代吴江有历代文学总集问世的诗文选家55人，所编除唐朝以外的历代诗文选本81部。选编本邑诗文总集59种。职业选家有顾有孝、徐崧等，他们毕生致力于文献整理和诗文编纂。还有业余选家，如顾樵、黄容、孙偀、徐釚、周铭、顾施桢、顾我錡等。目前可考见的清代吴江诗人，仅乾隆以前就达四百余人，女性诗人达二百七十余人。

? 吴江文学，特别是清代吴江文学，一直成为研究者的关注点。历年来，专题方面的研究，著作比较多，有出版的书籍，还有更多的散见于各刊物的论文。但全面探讨清代吴江文学、清代吴江诗歌的研究专著却没有看到过。周雪根所著的《清代吴江诗歌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

将清代吴江诗歌作为研究对象，作者的理由有两个：“一、以前对吴江的研究，主要着眼在戏曲研究（如沈璟及‘吴江派’）、家族文化、文学家族研究，而对诗文研究还远远不够。二、江浙是清代文学的半壁江山，吴江小小一邑也取得了累累硕果。探索清代该地人文昌盛的原因，尤其是挖掘清初、清末何以人文蔚起而中叶明显萧条、衰落的根源，对文学研究、地方文学史研究都非常有意义，也甚为必要。”

? 清代吴江戏曲研究方面，影响比文学方面大得多。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刘强民主编的《沈璟与昆剧吴江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孙俊鸿、孙悦良主编的《2008年沈璟暨昆曲“吴江派”学术研究讨论会论文集》（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版）、刘召明的《晚明苏州剧坛研究》（齐鲁书社2007年版），等等。此外，吴江籍的曲学大家凌景埏几乎被遗忘了，他曾编著过《全清散曲》，1985年齐鲁书社出版。

? 吴江家族和群体的研究，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著作有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岳麓书社2008年版）、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版）等。还有很多这方面的论文，如关春燕的《明代吴江女性文学研究》、王晓洋的《明清江南文化望族研究》、曲向红的《吴江叶氏女性诗词研究》、吴碧丽的《明末清初吴江叶氏家族的文化生活与文学》、张清河的《晚明吴江叶氏女性文学研究》等等。这些是女性。男性作家较为著名的有：叶燮、吴兆骞、王锡闸、徐釚、郭麐等。研究叶燮的专著和论文最多，有蒋凡的《叶燮和原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李晓峰的硕士论文《王夫之诗学与叶燮诗学比较》和博士论文《叶燮原诗研究》、刘晓春的硕士论文《叶燮原诗美学思想研究》、陈静的硕士论文《叶燮与艾略特比较研究》、李铁青的硕士论文《论叶燮的诗性智慧》、申钊的项士论文《叶燮美学思想研究》、王霞的硕士论文《叶燮原诗研究》等。这些论文主要着眼于叶燮的诗歌理论。只有陈雪的硕士论文《叶燮诗文研究》，将叶燮诗文作为研究课题。

? 对吴兆骞的研究，李兴盛可以说用大半生的精力，著作除《东北流人史》、《中国流人史》外，还有《诗人吴兆骞系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包括《江南才子塞北名人吴兆骞传》、《江南才子塞北名人吴兆骞年谱》、《江南才子塞北名人吴兆骞资料汇编》）。吴兆骞研究的论文有：敖运梅的《吴兆骞诗赋研究》、蒋勇的《吴兆骞诗歌研究》、代玲俐的《丁酉科场案与吴兆骞心态变化及文学风格演变关系研究》等。

? 王锡阐研究，已出版陈美东、沈荣法主编的《王锡阐研究文集》（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基本上只是对其天文学成就进行探讨。

? 对徐釚的研究不多，只有张东艳的论文《徐釚研究》。

郭麐研究，有曾瑱的论文《有沉雄骚赋，激烈鸡舞——郭麐词研究》、黄丽勤的论文《郭麐研究》、王蓓蓓的论文《论郭麐及其词风的新变》，陈玉兰的专著《清代嘉道时期江南寒士诗群与闺阁诗侣研究》辟有专章研究郭麐诗歌。

? 根据周雪根的研究发现，对吴江戏曲研究较多，诗文词研究较少；对沈氏、叶氏家族的研究较多，其他家族研究较少；个别大家如叶燮、吴兆骞、郭麐等研究较多，其他诗文家研究较少；对沈氏、叶氏两家族女性的研究较多，对其他女性文学家研究较少；对吴江明末清初文学研究较多，对整个清代吴江文学的系统研究较少。作者认为，吴江这一蕴涵丰富的文学宝藏亟需挖掘，整理和保存这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十分必要且意义重大。

《清代吴江诗歌研究》一书，对了解和研究清代吴江诗歌，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全书分九章，对清代吴江诗歌作了比较完整的介绍，重点介绍了抗清诗人吴昜；遗民诗人朱鹤龄、顾有孝；仕清诗人叶燮、徐釚、潘耒；寒士诗人计东、郭麐；闺阁诗人沈宜修、叶小鸾、姚栖霞、周羽步、汪玉轸、吴琼仙；边塞诗人吴兆骞等清代吴江诗人，基本上全面反映了清代吴江诗坛的情况。

? 需要指出的是，整个清代的吴江文学，汾湖地区无疑是一个亮点，叶绍袁、叶燮、郭麐、徐达源夫妇等诗人，叶氏、沈氏、柳氏、凌氏等文学世家，影响非常大。如果加上本书没有论及的徐涛、陆燿、杨廷枢、沈刚中、李重华、迮朗、凌泗等，那么，汾湖在清代吴江诗坛的地位，就会更加引人注目。因此，清代汾湖诗歌现象，今后应成为清代吴江诗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郭麐诗选》（三册），是清代吴江诗歌研究的最新成果，期待清代吴江诗歌作品有更多的挖掘整理，也期待清代吴江诗歌研究有进一步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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