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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淮南子·兵略训》中就记录了公元前1057年的一次彗星，它就是后来被命名为“哈雷”的彗星。1973年，从中国湖南长沙马王堆的一座汉朝的坟墓内，出土一幅彗星图，图上画有29种彗星，形状和名字都离奇古怪。中国的《史记》，《文献通考》等古书，也记录过公元前240年这颗彗星的出现。《宋史》曾用166个字记载了它在1066年回归时的情况。从公元前1057年至公元1986年，哈雷彗星回归了41次，中国除了有早期的3次记录外，还有从公元前240年往后的全部30次记录。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七年，彗星先出东方，见北方，五月见西方……彗星复见西方十六日。”这是各国学者公认的世界上最早的哈雷彗星记录。秦始皇七年为公元前240年。从那次起到1910年，哈雷彗星共回归了29次，在我国史记和地方志中都有记录。
实际上，我国典籍中还有更早的哈雷彗星记录。如《春秋》、《左传》、《史记》、《文献通考》等著名历史典籍中，都有鲁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于北斗的记载。鲁文公十四年是公元前613年。不少中外学者把这次记录也看成是哈雷彗星最早的一次回归记录。
甘德，战国时楚国人。经过长期的天象观测，甘德与石申各自写出一部天文学著作。后人把这两部著作结合起来，称为《甘石星经》，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书里记录了八百颗恒星的名字，其中一百二十一颗恒星的位置已被测定，是世界最早的恒星表。书里还记录了木、火、土、金、水等五大行星的运行情况，并指出了它们出没的规律。
甘德 战国时楚国人。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于公元前4世纪中期。著名天文学家，他著有《天文星占》8卷、《岁星经》等，这些著作的内容多已失传，仅有部分文字为《唐开元占经》等典籍引录，从中可以窥知他在恒星区划命名、行星观测与研究等方面有所贡献。他和石申夫等人都建立了各不相同的全天恒星区划命名系统，其方法是依次给出某星官的名称与星数，再指出该星官与另一星官的相对位置，从而对全天恒星的分布、位置等予以定性的描述。
石申，生卒年待考。一名石申夫,战国时代魏国天文学、占星学家，是名字在月球背面的环形山被命名的中国人之一。著有《天文》八卷(西汉以后此书被尊为《石氏星经》)、《浑天图》等。
三国时陈卓总结甘德、石申夫和巫咸三家星，得到我国古代经典的283星官1464星的星官系统，其中取用甘氏星官者146座(包括28宿在内)，可见甘德对全天恒星区划命名的工作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迹象表明，甘德还曾对若干恒星的位置进行过定量的测量，可惜其结果大多湮没不存。甘德对行星运动进行了长期的观测和定量的研究。他发现了火星和金星的逆行现象，他指出“去而复还为勾”，“再勾为巳”，把行星从顺行到逆行、再到顺行的视运动轨迹十分形象地描述为“巳”字形。甘德还建立了行星会合周期(接连两次晨见东方的时间间距)的概念，并且测得木星、金星和水星会合周期值分别为：400日(应为398.9日)、587.25日(应为583.9日)和136日(应为115.9日)。他还给出木星和水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见、伏的日数，更给出金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顺行、逆行和伏的日数，而且指出在不同的会合周期中金星顺行、逆行和伏的日数可能在一定幅度内变化的现象。
虽然甘德的这些定量描述还比较粗疏，但它们却为后世传统的行星位置计算法奠定了基石。依据《唐开元占经》引录甘德论及木星时所说“若有小赤星附于其侧”等语，有人认为甘德在伽利略之前近两千年就已经用肉眼观测到木星的最亮的卫星——木卫二。若虑及甘德著有关于木星的专著——《岁星经》，是当时认真观测木星和研究木星的名家，且木卫二在一定的条件下确有可能凭肉眼观测到，则这一推测大约是可信的。甘德还以占星家闻名，是在当时和对后世都产生重大影响的甘氏占星流派的创始人，他的天文学贡献同其占星活动是相辅相成的。
汉武帝时，天文学家制定出中国第一部较完整的历书《太初历》，开始以正月为岁首。
世界上最早的太阳黑子的记录是中国公元前140年前后成书的《淮南子》中记载的。《汉书·五行志》中对前28年出现的黑子记载则更为详尽。
唐朝杰出的天文学家僧一行制订的《大衍历》比较准确的反映了太阳运行的规律，系统周密，表明中国古代历法体系的成熟。并且一行还是世界上用科学方法实测地球子午线长度的创始人。
元朝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创制了简仪和高表等近21件天文观测仪器，他主持编定的《授时历》，一年的周期与现行公历基本相同，但问世比现行公历早300年。
商朝时期的干支纪日法是世界上延续至今的最长的纪日方法。
张衡是东汉中期浑天说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指出月球本身并不发光，月光其实是日光的反射；他还正确地解释了月食的成因，并且认识到宇宙的无限性和行星运动的快慢与距离地球远近的关系。观测记录了两千五百颗恒星，创制了世界上第一架能比较准确地表演天象的漏水转浑天仪，第一架测试地震的仪器——候风地动仪，还制造出了指南车、自动记里鼓车、飞行数里的木鸟等等。张衡共著有科学、哲学和文学著作三十二篇，其中天文著作有《灵宪》和《灵宪图》等。为了纪念张衡的功绩，人们将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将小行星1802命名为“张衡星”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五星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天文学专著。 《五星占》约8000字，原无篇名，是整理者根据内容加上的。它保存了战国时甘德和石申二人天文著作的一部分，其中甘氏的更多。五星，即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五星占》详细记载了这五大行星的运行情况。尤其重要的是，书中列有从秦始皇元年到汉文帝三年（公元前246-公元前177年）约70年间木星、土星和金星在天空中运行的位置，以及其它一些相关的内容。它所载的金星的会合周期为584.4日，比今测值583.92日只大0.48日；土星的会合周期为377日，比今测值只小1.09日；土星的恒星周期为30年，比今测值29.46年大0.54年；木星的会合周期为395.44日，比今测值小3.44日；木星的恒星周期为12年，比今测值大0.14年。这些数值的精度与现代的精确值己经接近了。
我国古代对著名的流星雨，如天琴座、英仙座、狮辽倬陀 10次，英仙座的至少也有12次。狮子座流星雨由于1833年的盛大"表演"而特别出名。从公元902～1833年，我国以及欧洲和阿拉伯等国家，总共记录了13次狮子座流星雨的出现，其中我国占7次，最早的一次是在公元931年10月21日，是世界上的第二次流星雨纪事。从公元前7世纪算起，我国古代至少有180次以上的这类流星雨记录。
还有天气、气象的记载，如下：
夏（公元前22世纪～公元前17世纪）已经推断出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著作记载：东夷石刻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有与社石相关的正南北线。
商（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11世纪）关注不同天气的不同现象。著作记载：甲骨文中有关于风、云、虹、雨、雪、雷等天气现象的记载和描述。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8世纪）用土圭定方位，并且知道各种气象状况反常与否，均会对农牧业生产造成影响。著作记载：《诗经?幽风?七月》，记载了天气和气候谚语，有关于物候的现象和知识；《夏小正》，我国最早的物候学著作。
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秦人医和开始将天气因素看做疾病的外因； 曾参用阴阳学说解释风、雷、雾、雨、露、霰等天气现象的成因。管仲提出了齐国三十节气的划分。著作记载：《春秋》，将天气反常列入史事记载；《孙子兵法》，将天时列为影响军事胜负的五个重要因素之一；《易经?说卦传》，指出“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卦代表自然物。
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2年）重视气象条件在作战中的运用。庄周提出风的形成来自于空气流动的影响，并提到日光和风可以使水蒸发。著作记载：《黄帝内经?素问》，详细说明了气候、季节等与养生和疾病治疗间的关系。
秦（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形成相关的法律制度，各地必须向中央朝廷汇报雨情，以及受雨泽或遭遇气象灾害的天地面积。著作记载：：《吕氏春秋》，将云分为“山云、水云、旱云、雨云”四类。
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19年）列出了与现代名称相同的二十四节气名，并且出现了测定风向及其他天气情况的仪器。董仲舒指出了雨滴的大小疏密与风的吹碰程度有关。著作记载：王充《论衡》，指出雷电的形成与太阳热力、季节有关，雷为爆炸所起；应劭《风俗通义》，提出梅雨、信风等名称。
三国（公元220年～公元280年）进一步掌握了节气与太阳运行的关系。著作记载：赵君卿注《周髀算经》，介绍了“七衡六间图”，从理论上说明了24节气与太阳运行的关系。
晋（公元281年～公元419年）“相风木鸟”及测定风向的仪器盛行。东晋姜芨指出贴近地面的游气在星体上升时，能使星间视距变小，并使晨夕日色发红。著作记载：周处《风土记》提出梅雨概念。
南北朝（公元420年～公元589年）不仅了解了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还开始探索利用不同的气候条件促进农业生产。著作记载：：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充分探讨了气象对农业的影响，并提出了用熏烟防霜及用积雪杀虫保墒的办法；北魏《正光历》，将72气候列入历书；沈怀远《南越志》，提到台风；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提出冬季“九九”为一年里最冷的时期。
隋唐及五代（公元581年～公元959年）唐医学家王冰，根据地域对我国的气候进行了区域划分，这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气温水平梯度概念的。莘七娘发明了后代作为军事讯号的“孔明灯”。著作记载：杜台卿《玉烛宝典》，摘录了隋以前各书所载节气、政令、农事、风土、典故等，保存了不少农业气象佚文；李淳风《乙已占》，载有测风仪的构造、安装及用法。
宋元（公元960年～公元1367年）对于气象的认识更为丰富和详细，在雨雪的预测及测算方面更为精确。著作记载：沈括《梦溪笔谈》，涉及有关气象的如峨眉宝光、闪电、雷斧、虹、登洲海市、羊角旋风、竹化石、瓦霜作画、雹之形状、行舟之法、垂直气候带、天气预报等；秦九韶《数书九章》，列有四道测雨雪的算式，说明如何测算平地雨雪的深度。
明（公元1368年～公元1643年）明朝末年，随着传教士的介入，西方气象学研究成果进入中国，与国内气象学研究开始交融。著作记载：熊明遇《格致草》，根据西洋科学原理，辨析了自然界变化与历史上所载的灾异及风、云、雷、雨诸气象现象之间的关系，他所设计的《日火下降、气上升图》，系统地说明对流天气的形成。
清（公元1644年～公元1911年）中西气象科学融为一炉。著作记载：译著《测候丛谈》，采用“日心说”，全面介绍了太阳辐射使地面变热以及海风、陆风、台风、哈得来环流、大气潮、霜露云雾雨雪雹雷、平均值及年、日较差计算法、大气光象等大气现象和气象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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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我国古代天文学方面的伟大成就
我国古代天文学成就斐然。在古代，有以太阳和三辰定季节规律的发现、交食规律的发现、五星运动规律的发现、岁差和潮汐现象的发现等重大发现。
近现代我国在恒星和行星的发现、小行星和彗星的发现、致密星发现以及星系方面的发现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起步最早、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我国古代天文学的成就大体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即：天象观察、仪器制作和编订历法。
我国最早的天象观察，可以追溯到好几千年以前。无论是对太阳、月亮、行星、彗星、新星、恒星，以及日食和月食、太阳黑子、日珥、流星雨等罕见天象，都有着悠久而丰富的记载，观察仔细、记录精确、描述详尽、其水平之高，达到使今人惊讶的程度，这些记载至今仍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在我国河南安阳出土的殷墟甲骨文中，已有丰富的天文象现的记载。这表明远在公元前14世纪时，我们祖先的天文学已很发达了。举世公认，我国有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天象记载。我国是欧洲文艺复兴以前天文现象最精确的观测者和记录的最好保存者。
我国古代在创制天文仪器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创造性地设计和制造了许多种精巧的观察和测量仪器。我国最古老、最简单的天文仪器是土圭，也叫圭表。它是用来度量日影长短的，它最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已无从考证。此外，西汉的落下闳改制了浑仪，这种我国古代测量天体位置的主要仪器，几乎历代都有改进。东汉的张衡创制了世界上第一架利用水利作为动力的浑象。元代的郭守敬先后创制和改进了10多种天文仪器，如简仪、高表、仰仪等。
根据观测结果，我国古代上百次地改进了历法。郭守敬于公元1280年编订的《授时历》来说，通过三年多的两百次测量，经过计算，采用365.2425日作为一个回归年的长度。这个数值与现今世界上通用的公历值相同，而在六七百年前，郭守敬能够测算得那么精密，实在是很了不起，比欧洲的格里高列历早了3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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